骗子给反诈民警打电话遭灵魂拷问：知道警官学院毕业是干啥的吗？

内容摘要：　其实，象山就是在讲要做工夫之学，而儒学就是实践哲学，儒学的理论就是要拿来实践的学问，但讲理论是为了这个实践之有道理及如何做而讲的，讲理论不等於正在做实践活动，但没有任何一套儒学理论不是为了成为君子圣贤的目的而建构的。

其实，象山就是在讲要做工夫之学，而儒学就是实践哲学，儒学的理论就是要拿来实践的学问，但讲理论是为了这个实践之有道理及如何做而讲的，讲理论不等於正在做实践活动，但没有任何一套儒学理论不是为了成为君子圣贤的目的而建构的。

主体不能为四时行、百物生的宇宙流行之事业，主体只能为修齐治平的社会人伦事业，因此轻易地说道德的本心即同於形而上的宇宙心是有问题的。朱熹倡下学上达以斥责象山，牟先生以此说有所不足，更不得以此指责象山为禅。

孔子固有下学而上达之语，固亦施博文约礼之教，固亦不废经验之学习，然其念念不忘於仁，教门弟子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则亦是先有见处也。此即如何复其本心中如何一问题之答覆。照察不谬是智之事，此即是以智辅仁。这些争辩，根本上就是两人对对方修养境界的意气之争，而非关工夫理论的真正意旨之辩论。何谓只有补充，而无对遮？盖缘本心自律只表示存心之纯正，亦只表示一道德目的性之方向。

[2] 杜保瑞，2012年，10月23~26日，＜对牟宗三谈朱陆之争的反思＞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朱子学会，中华朱子学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开其心量，朗其慧照，顺理而辨，不以妖妄蚊虻自乱，不以无谓之忘讳自限，则学问之理境大，而真同异亦得而明矣。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

5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人们在文化上乃至社会政治上所作出的保守回应有着各种各样的面目，即使在"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也不止有现代新儒家。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其二是从"复兴儒学"走向"复兴儒教"。

就中国历史来讲，最剧烈的古今变革莫过于战国秦汉之际和近代以来，而近代以来的古今时代之变，更由于中西文明的全面冲突而愈加显得激烈而深刻。在当今中国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倡导"综合创新"的文化观点，并坚持"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能够指引我们在与其他各种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交流对话和对立互动中坚持信念、辨明方向和道路，乃至怀抱着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追求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目标。

这样一种将儒学政治化和宗教化的诉求"表现了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改造社会和转化现实的功能的重视，表现了其积极有为的姿态"。他说："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家思想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家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求体现的问题。因为在方先生看来，"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想流派--马列、西化和新儒家，如果说各占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必一定只有冲突和紧张，而是有可能同时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方先生之所以如此格外重视蒋文并在7年后专门撰文对它进行分析和评述，一方面是在此期间少有学者对其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感于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文化保守主义话语'盛行的氛围下，'复兴儒学'的思潮大有滋长蔓延之势"。（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74-575页） 18.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譬如，在帝制中国时代，不论儒术如何受统治者和儒家学者尊崇，也不论儒家的理想信念中如何地向往和期许由圣人作王，乃至于作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的儒学及其"建制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多么全面而重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就简单地推论说，帝制中国的时代便成了单一儒教化的时代，从而将儒家的教义与历史的真实状况、儒家的"圣王"理想与现实的"王圣"现象混为一谈。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最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革命，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它也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新知识分子所领导的一场"试图通过思想和社会改革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在西化思潮居于文化论争的主流导向的精神氛围下，当时不少人由于缺乏基本了解而对港台海外新儒家以及他们"儒学复兴"的主张感到"很反感"，"认为在今天讲复兴儒学是十足的保守、落后、倒退，'是对历史的一个反动'"，从而"把现代新儒学看作是同中国现代化完全逆向的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是颠倒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儒家思想缺少科学的认识论，其人文思想也是有片面性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或未来社会，而只能把它吸收消融成为更高级的思想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能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出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始也"。

甚至在80年代末，有的志在为儒家"招魂"的大陆学者也开始明确提出"儒学复兴"的口号，并"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大陆种种问题的唯一出路"。方先生还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成是一种体用关系。儒士就是有仁德的贤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遗憾的是这种"积极有为"并不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而是用到了相反的方向，其实质是一个"要与马克思主义争指导地位的问题，要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他们"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是方先生在宏观审视中国现代各派思想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

尽管到1996年底，方先生基本停止了现代新儒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仍密切关注着世纪之交儒学研究和新儒学思潮发展的新动向，并仍然深切希望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之间的对立互动能够"出现健康的'百家争鸣'、良性互动的局面，促进学术研究正常发展"。尽管他们的努力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但他们"为解决传统和现代化关系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而且，方先生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的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3，在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方面批判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过分偏袒和钟爱。

1986年，方先生在大陆学界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并给它下了一个经典定义："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5.林存光：《儒学的当代转化：立场、信念与心态》，《哲学动态》2007年第5期。

"（《朱熹的历史世界》下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851-852页） 9.据笔者所知，这一说法并不新鲜，台湾学者谢扶雅早就曾说过我们中国人"都是儒者"的话，因为"一般地说，中国人无论男女、士庶、文俗、终是直接间接受着儒家思想底支配"，不过，谢先生对所谓的"儒家"的含义又特加限定地说，"所谓儒家，倒并不专指孔子孟子等，乃是广义地泛指中国本色的人本主义者"。在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一点上，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44.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4页。17.1986年3月，方先生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一次文科科研咨询会上，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发言，后来整理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上。

从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和研究态度来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自然会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预计它的未来前景时，我们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至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的定盘针'的可能，但却认为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6，文化保守主义区别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它可以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相结合，也可以和其他政治倾向相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善于学习和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人，包括儒学传统在内，我们同样乐于从对它的学习中得到有益的东西。有的论者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此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缺乏全面、科学、准确的认识。

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方先生指出，大陆新儒学作为现代新儒学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前辈新儒家力图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儒学，即心性化、形上化了的儒学，重新政治化和宗教化"。

显然，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意在改变传统儒学和港台海外"心性儒学"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抗，而不是对话。一、引言：儒学与时代 学术与时代、思想与社会常常"相持而共变"。正是在学术文化思潮"时间的代兴"中，由对西人长技的师法学习，到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再到伦理、道德、文化的彻底而全面的"欧化"，"孔家店"中的儒术、儒学和儒教作为中国旧传统与旧文化的象征，终于经受不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掊击而被打倒，竟至于沦落到了"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的地步。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儒学提供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影响到社会的风俗习惯，然而其不变的核心却始终是纲常名教。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开宗明义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

102.方克立：《探索中、西、马三"学"的综合创新之道》，《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28页。换言之，"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宏观、开阔的思想史视野，方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它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大致同时产生，并在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发展。现代新儒家选择了一条"复兴儒学"、"中体西用"和"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代大陆新儒家比他们的前辈更激进，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选择了一条"崇儒反马"、"复古更化"、"重建儒教"和"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道路。